1. 非教学工作分三类：（1）与教育教学“环境”或者“生态”相关的“次生事务”，如“食品安全”；（2）与教育教学本身无关但属于县域中心工作的“政治事务”，如“教育扶贫”；（3）与教育教学完全无关且来自非教育主管部门的“剩余事务”，如“网络投票”。2. 我们访谈过多位教育局领导和科室负责人，他们都说“没办法，都是上面压下来的任务”。他们为什么不能帮学校挡住？因为县教育局是“政府职能机构”，与其他非教育职能部门则是平级。3. 任务交给具体老师后，部门开始在微信工作群里不断@所有人，不断催促。“这些事情，来得突然，要得贼快，还反复修改，没达到要求就在群里@某校某人，最后还来各种通报排名！”一位老师说，“我经常都是跑着上厕所的，做不完的表格必须带回家继续做！”4. 为此抱怨的不仅仅是90、00后年轻人，一大批70、80的中层教师、优秀班主任都在抱怨，只是他们迫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更能“忍受”。
近日，河南23岁女教师疑似因非教学工作压力太大而自杀的新闻引发关注和讨论。事件真相还需要厘清，但基层一线教师面临的工作压力，尤其非教学工作带来的压力确实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腾讯新闻知识万象邀请湖南师范大学孙敏老师分享她的观察和思考。孙敏老师曾经是农村高中教学一线的历史老师，如今是研究县域教育问题的学者。非教学工作大概从2015年前后开始出现，最近5年呈现有增无减的趋势。尽管我们团队多次向有关部门撰写过相关报告，教育部也发文要求切实减轻教师负担，但基层学校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有些非教学事务是外来的，有些也是自我加压内生的。如果我们将与教育教学密切相关的事务概括为“原生事务”，这些工作包括班主任班级常规管理（如早读、晚寝、查堂、班级纪律、班风营造、师生沟通等）、常规教学活动（如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等）、常规教研活动、处理校园日常生活中各种生生矛盾或家校矛盾等。非教学工作按照其内容与教育教学活动相关性的强弱，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与教育教学“环境”或者“生态”相关的“次生事务”。这类事务并非教育教学活动本身，但由于教育教学活动是在一定场域中依托一定条件开展的，凡是与“教育场域”或“教育条件”相关的事务即可归为此类。如围绕校园安全开展的且与其他职能部门存在关联的“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禁毒教育”“周边环境”“防溺水工作”等，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由师生矛盾或家校矛盾引发的“投诉教师、投诉学校”的事务等。二是与教育教学本身无关但属于县域中心工作的事务，可称之为“政治事务”。这类事务往往由县人民政府内设办公室围绕中心工作的目标、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分解到校的任务，典型的如教育扶贫工作、疫情防控工作、“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等。这些工作确实与教育教学无关，但身处教育系统的教师，因地方教育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管理事务之一，有些中心工作就要求教育局和学校配合完成。三是与教育教学完全无关且来自非教育主管部门的事务，可称之为“剩余事务”。这类事务是由与县教体局平级的其他县职部门受限于本部门人财物而无法独立完成的部门“溢出”任务。具体包括以网络投票、关注公众号为代表的对数量有要求的活动、以“学法学规学精神”为代表的对反馈效果有要求的活动、以及围绕重大主题开展的对内容形式有要求的活动。我本人十多年前曾经在农村高中教书，那时候没有当班主任，与现在的青年老师比起来，真的很“纯粹”。我自己每天也是在办公室坐着，因为是新老师，担心自己讲不好课，最开始的一个学期，我可以手写详细版教案3遍，初稿-二稿-三稿，备课那是非常扎实的，只可惜当年的备课本没有留下来。备好课，制作PPT，然后上课，最后可以非常认真地详批学生作业。每天下班之后还有自主阅读、提升专业的时间。也许是在高中，也许是在农村，也许是没有当班主任，在自己初登讲台的那几年时间里，我确实完全沉浸在“教书育人”的蜜月期。虽然自己没有当班主任，但现在回忆当时当班主任的同事，他们真的没有这些非教学工作，班主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管理好班级。当时我任职的学校是寄宿制学校，班主任确实辛苦，起早贪黑，但工作样样与学生有关，至少一直都是跟学生交流互动。但是现在非教学性工作占据了班主任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表格”“数据”“迎检”“点赞”“宣传”等非教学事务接触，事情都是做给上面看的，与学生成长并无直接关系，无意义感正是基于此而产生。不论是我们调研所了解的情况还是网络中网友对非教学工作的吐槽，看得出来非教学工作在最近这三五年内急剧增多，是相当普遍的情况，只是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学校有程度上的差异。按照学段来看，总体来讲高中阶段的非教学工作比义务教育阶段的相对较少，毕竟高中直接面向高考，高考是教育政绩的集中表现，主政一方的政府不会轻易让这些非教学工作进校，就算进校了，高中校长还是比中小学校长更有拒绝的底气。按照城乡差异来看，城区学校的教师总体人数相对充裕，农村学校本来专业教师就比较紧张，同等体量的非教学工作同时进入城乡学校时，城区学校还可以通过教学工作量不大的中层干部来分担这些事情，但在农村学校就根本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最终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压在了所有教师身上，他们人少压力更大。另外就是一些地理位置优越、努力创建特色校园或者成为某些教育理念试点的学校，相应地会比同地区同层次的学校接到更多的非教学性事务，他们的非教学性更多地集中在迎检这件事情上。根据前面对非教学工作类型的划分可以看出来，这些工作原本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事情，但最后还是通过县教育局进入了学校，所以当前县教育局在政府整体系统位置中发挥了直接中介作用。我们访谈过多位教育局领导和科室负责人，他们都说“没办法，都是上面压下来的任务”。他们为什么不能帮学校挡住？这与县教育局的“政府职能机构”以及他与其他非教育职能部门的平级地位有关。“就算其他部门不通过政府来施压，我们也不可能次次拒绝，因为我们老师职称定级、学校发展需要的项目资金政策支持，都在这些部门手里！你不配合，以后你有求于他的时候，怎么办？”其实，现在的非教学工作不仅数量多，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作在完成过程中让实际负责的老师感到极大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来自“数字技术治理的全过程管控”和“密集化督查与刚性考核”。在一线调研，任务交给具体老师后，部门开始在微信工作群里不断@所有人，不断催促。“这些事情，来得突然，要得贼快，还反复修改，没达到要求就在群里@某校某人，最后还来各种通报排名！”一位老师说，“我经常都是跑着上厕所的，做不完的表格必须带回家继续做！”看到一些文章评论区的留言，发现“没时间上厕所”“心理压力极大”“毫无意义感”“没有时间教学”成为当前长期深陷这些非教学工作教师群体的共同状态，这大概就是“时代特征”吧。
（调研学校各种材料堆满架子。作者供图）
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当前政府系统内部的一整套“现代化治理思维”主导了教育管理领域，地方政府以及非教育职能部门与教育职能部门及其下属中小学校关系的异化是根本原因。如果政府系统不扭转当前这种治理思维在教育管理的不当地位，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小学校行政化严重的现象难以扭转。在当前这种形势下越来多的老师感慨“教书是副业”。当整个外部环境不给老师们足够的时间去琢磨教材、去了解学情、去雕琢教学设计、去深度了解学生与家长，老师们怎么可能提供有温度的教育？23岁青年女教师因非教学工作压力巨大而自杀，虽然是极少数的极端案例，但这背后反映了当前我们的教育管理确实存在重大问题，多少对教育抱有激情、抱有情怀的青年教师，在当前这咄咄逼人的逼仄教育生态中煎熬。在笔者看来，他们真不是矫情，因为为此抱怨不仅仅是90、00后年轻人，一大批70、80的中层教师、优秀班主任也在抱怨，只是他们迫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更能“忍受而已”。当常规的教书育人都失去了温度之后，家校之间的信任又将从何谈起！“让老师催交医保，家长怀疑我们老师是不是要拿回扣！”“防溺水要家长在群里天天打卡，哪个家长不厌烦，打卡了就不会溺亡呢？”家长对学校、对老师的不理解和怨气也会因此不断积累，彼此的不信任也就产生了。回想自己当老师的那几年，现在看来算是一种“幸运”了。在笔者看来，常规的教学活动、育人活动就是教师工作的核心内容。我们常说“教书育人是良心活”，让老师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备好每节课、批阅每次作业、与每位学生畅聊、在班级管理中投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各种刚性的“行为扣分”“行为管控”。除此之外，让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教师有一些自主时间去广泛阅读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拓展自己的教育视野，以自己扎实的成长反哺自己所教的孩子，这大概是绝大多数教师所期待的“教育”吧。如果当前这种教育管理思路不变，教育生态环境不去重构，作为教师的个体有时候确实无能为力。所以，笔者提的建议可能有些“不切实际”，但还是希望能够引发关注和讨论。比如希望越来越多的教育局局长和校长敢担当，面对这些不合理的事务，坚决勇敢地替老师们拒绝。至少作为学校的后盾，态度要坚决。再比如对目前身处非教学工作的一线老师们，以一己之力无力改变结构的时候，我们只能改变自己的心态，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对这些“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采取“躺平”策略也是一种自救。再比如，对于即将进入教师序列的毕业生来说，了解和理解当前的教育生态环境，提前做些心理准备，在还是“自由之身”的时候抓紧时间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避免到时候被班主任、教学和非教学工作三项重担同时压着自己。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卫星拍照认定违法须拆除，执法人员：我都觉得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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